不知不觉，范希周老师已经告别我们十多年时间了。我之所以走入台湾研究的领域，得益于范老师的接纳和引导，总想写点文字纪念他，但发现手头的资料并不多，上网搜索，相关的报道也寥寥数条，似乎世界已经淡忘了曾经鲜活的一个生命，他曾经影响了许多人，他也曾经照亮过世界的一个角落。

（一）谦和大气的师长

我最初见到范希周老师是在1993年的暑假。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读书已经第三年，正处在写毕业论文和思考毕生去向的时期，而我选了台湾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趁着暑假的时间回到母校，到台湾研究所找资料、写论文。在此同时，我也试探着看看是否毕业后有机会到我院台湾研究所从事台湾研究，没想到，时任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的范希周老师非常热情，跟我聊天，了解我的情况，安排我到资料室找资料，也坚定了我到厦大台湾研究所工作的决心。当时，正值夏天，范希周老师穿着短袖T恤上衣，1米8多的个子，青春焕发，英气逼人，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

1994年4月，我入职厦大以后，所领导、同事均对我颇为照顾，但我有时对于无法解决住房等问题也有些烦恼。有一次，我私下跟范老师诉苦说，早知道我就留在合肥父母身边了，他们也好去买单位的集资房。他笑笑，怼了我一句，“我在北京也有房子啊，可那也是父母的。”对他的回答，我有点摸不着边际。在台湾研究所呆了多年以后，来所里读研究生的郑崇阳私下跟我说，范老师的父亲原来是福建省的老领导，名叫范式人，是排在原省委书记叶飞之后的第二把手，毛泽东同志的电报经常都是直接给叶飞、范式人的。我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后，才发现范老师居然有这么显赫的家世，平时却很低调，甘于清贫，甘于埋头做学问。

范希周老师对同事、学生都非常宽宏大量。老师、学生有些工作、学习、生活上的烦恼都愿意找他诉说，他都愿意倾听。但所领导的职权有限，职称、住房等问题都不是所领导能解决的。有一次，我经过他的办公室门口，看到他跟一位老师谈话，那位老师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要吵架一样，范老师耐心地劝说，最后，反而是那位老师感到羞愧，不停地向范老师道歉。

90年代中期，范老师接任所长，他的个人生活却因夫人乳腺癌陷入中年危机。我仍记得他夫人病情危重时从厦大医院转第一医院，我们去协助把病人抬上救护车，他夫人躺在担架上不能动弹，却眼睛盯着我们看，我想她是想说感谢的话却无法表达。经过这几年的变故，感觉范希周老师突然沧桑了许多。后来，我也经历了相似的情形，对其间的困顿与煎熬感触尤深。

（二）为人宽厚的朋友

范希周老师担任台湾研究所所长确是适才适任。他个性谦和，性格豪爽，不拘小节，为人四海，广交朋友，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理解，台湾蓝绿阵营的人士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正如邓孔昭教授说的：“范先生治学严谨，但为人宽厚。”“很多台湾人士都愿意跟他交朋友。范先生的台湾朋友遍及岛内各界，他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邀请了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到大陆参访，改变了他们对大陆的成见”。

90年代中期，台湾扫黑，一批黑道分子纷纷逃到厦门。台湾天下杂志的记者张佑生来厦门采访黑道逃亡的情况，范老师安排我陪同。张佑生问范老师，黑道来大陆怎么办？范老师回答说，只要他们没有在大陆犯罪，大陆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没有在脸上刻“黑道”两个字。然后，范老师回头问我，你看台湾黑道有什么特征吗？我尴尬地回答说，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纹身。范老师说，没有犯罪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抓人。他因此提出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的重要性。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8月17日到8月31日的台湾之行，范希周所长带着陈孔立教授、林劲老师和我四人，应台湾中华两岸论坛协进会的邀请，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赴台湾学术交流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赴台交流，也沾了范老师的光，见到了不少台湾的知名人士、如谢长廷、施明德、邱义仁等。连陈孔立教授都说：“跟他一起去台湾，好像哪里都有他的熟人”。我也见识到范老师对朋友肝胆相照的一面，如在云林县，时任国民党“立委”的林明义在中午接待了我们，他还拉了一帮农会干事和我们一起喝酒。范希周老师几乎是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上车以后，从云林一路睡到台中，到台中以后还躺在车上不想下来，后来台湾《财讯》杂志写了一篇报道，说范老师从云林醉到台中。

到台中以后，陈大均安排我们住汽车旅馆。晚上，刘坤澧等一群民进党的小伙子围着范老师聊天，这群民进党青年正处在政治的上升期，劲头很足，谈兴浓厚。范老师一直跟他们聊到深夜，当时我已经熬不住了，频频打哈欠，但范老师却跟他们有说有笑，丝毫不觉疲倦。在台北，陈忠信请我们吃饭，还把年轻的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请来与大家认识。时任台湾行政部门秘书长的邱义仁也在来来饭店请我们边吃边聊。

（三）淡泊名利的学者

网上的资料显示，范希周生于1950年1月23日，福建省寿宁县人。1958年至1961年就读于北京育英学校；此后随父赴福建，就读于福州市鼓楼中心小学与福州市第一中学；1977年至1984年在太平洋在线会员注册历史系学习，取得学士学位及研究生学位；毕业后一直在我院台湾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范希周老师并没有选择去从政，而是选择留在学校从事清贫的科研工作，正显示了他对于人生的豁达与淡泊。我有时和他一起出差，在路上见他拿着《资治通鉴》在阅读，我知道他是学历史出身的，无论看人看事都眼光通透。

2004年，他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差，许多朋友都劝他去检查身体，记得国台办的王在希副主任还送他四个字：“为国珍重”。 2004年4月，他主编的《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一书出版，汇集了当时我院台湾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本严谨深刻的学术著作。没过多久，他查出肝癌晚期，转到福州去住院治疗，但那时大家都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在福州住院其间，我和同事正方、老林等去医院看他，他表现得很坚强也很达观，他跟我说，在这里治疗一个月要10多万元，颇感愧疚；他也向我表示歉意，有得罪的地方叫我别计较。我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感觉眼泪都要落下来了，他却仍表现得豁达乐观，临别还非要出来送我们到电梯口。

2004年10月31日，范希周老师因病医治无效在福州去世，很多同事、学生都去福州送他最后一程。我联系《中时晚报》的杨宪村先生，在《中国时报》发了一篇报道。《台湾研究集刊》也在2004年第四期发了一篇报道，纪念范老师。范希周老师毕生致力于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的研究，为我院台湾研究院（所）的发展，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集刊报道指出的：“范希周教授严于律己、爱岗敬业、谦虚谨慎，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位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好领导，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的好导师。”

（作者：我院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张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