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下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汪毅夫先生在嘉四420报告厅为我院师生作了一场“推动学术进步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如下：

推动学术进步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本院（我院台湾研究院）全体师生的共同志愿。各位已经从讲座的海报上知道，我历任上山下乡人员、邮递员、学员、教员、研究员、公务员和退休人员。从研究员、公务员到退休人员，是我参加台湾研究和对台工作的简历。从研究员到公务员似乎是“学而优则仕”的转型，其实不然。作为学者，我从来是“学而忧”的人：一是忧愁的忧，学术成绩堪忧，这好比学生功课挂科，怎一个忧字了得；另一是忧思之忧，对两岸关系存在的问题，吾人念兹在兹、忧之思之；作为“仕”、作为官员，我并不曾弃“学”，不曾放弃学术研究，及至今天退休了，学术界仍然认得我、容得我，感愧之余自然是感恩而满心喜乐！

我从事台湾研究和对台工作的简历略可分为三个时段，都同士和人的组合有关。一是“士人与人士”。1987年11月，我调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从事台湾研究。1991年晋升副研究员，1994年破格晋升研究员。从1990年至1997年，有7种学术著作出版。这是作为学者、作为士人的情况。另一方面，从1992年起担任兼职和专职、副职和正职的社会职务，是认真履职的爱国民主人士。二是“仕亦士人”。1998年1月，我走上从政之路，在多个岗位上工作了20余年，直至2018年8月退休。这20余年的工作主要是对台工作，这20余年有10部台湾研究著作出版。这是当官不弃学、仕亦士人的时段。三是“致仕不休学”（致仕是退休的意思）。从2017年11月开始卸任、2018年8月正式退休以来，我几乎每天写一篇学术随笔，其中250篇已结集为《话说两岸》。推动学术进步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是我一生的志业，退休后我的忠诚和热忱不曾稍减。

现在谈谈我幸遇的老师和不希望看到的反面教员。1990年，太平洋在线会员注册出版社出版了陈孔立教授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和刘进庆教授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陈孔立教授在书后明确说明，这是一本用唯物史观研究台湾历史的著作；刘进庆教授则在书前间接表示，他的书乃是用马克思理论来研究台湾经济。这两本书、这两位老师教会我在学术上走正道、在政治上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我另曾见某些学者因政治偏见导致学术倾斜、自毁形象的事例，也曾听某些学者极左、极右或形左实右、有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言论。他们不走正道、不负责任，是我的反面教员。作为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方法，维护和维持事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