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束沐）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仕燕在第27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台湾青年世代得到空前的政治参与“机会”。这群深受“民主教育”的青年世代推动了台湾政治生态的“世代交替”。2018年“地方选举”作为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之后的首次重大选举，将是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期中考”。从提名过程来看，蓝绿两大阵营与青年世代内部，均衍生出多股新的动态。前瞻青年世代在这场选举中的得失，将可预见台湾社会发展的未来。

　　李仕燕表示，台湾智库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后的民调显示，“20－29岁”族群的投票率为74%、“30－39岁”族群则为78.2%，远高于过往年轻族群平均六成左右的投票率　。2016年台湾“大选”是台湾历次“大选”总投票率最低的一次，但青年选民的投票率却创历史新高，高达74.5%　。如此不相适应的两组数据背后，表明青年世代政治参与，已正式开启了台湾政治的世代交替。

　　李仕燕认为，台湾政治民主化打破了这种封闭的青年政治参与模式。三次的政党轮替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更进一步地拓宽了不同家庭背景与政治价值取向的台湾青年投身政治的渠道，实现了由“窄”变“宽”，由“精英”变“平民”的转变，并与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相适应。而当代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路径，也不可避免地烙上鲜明的“世代特色”，并主要集中体现在三种路径：

　　第一，组党发声路径。主要体现在“太阳花学运”后迅速由“学运”领袖黄国昌所发起的“时代力量”，收纳了大量的“学运世代”。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初的“野百合运动”（或称“三月学运”）就已产生了首批的“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现任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台中市市长林佳龙、民意代表郭正亮、段宜康等都是当时“学运”的代表人物。

  第二，幕僚参政路径。2014年“海选”出来的青年“幕僚”最终打败连胜文团队的战果，既再次印证了“高手在民间”，也极大地提升了这一路径的可操作性。

　　第三，网红参政路径。网络技术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政治传播方式。这种参政路径通常要通过“议题发酵”来实现，借助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将“议题”与“网络红人”的“线上观点”相捆绑，实现传播点对点的相互关联，进而引起“青年民意”的探讨与集结，实现点击率的突破，将“网络红人”成功“捧红”。

　　李仕燕认为，2018年“地方选举”是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之后首次的重大选举，涉及全台湾22个县市，同时也是检视自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后，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成效的一次“期中考”，并在“天时”、“地利”与“人和”三方面为青年世代提供了机遇，并形成“抢人”、“卡位”与“出新”的三股新动态：

　　首先，绿营阵营“抢人”大战。2016年实现“全面执政”之后，在“世代正义”的竞选承诺之下，利用执政资源延揽优质的青年世代，并将他们投放到基层。

　　其次，学运世代“卡位”惨烈。近年来，台湾的“公民运动”风起云涌，从文林苑强拆开始，青年世代大量地投入到反“强权”与反“不公不义”的社会运动当中。

　　最后，蓝营青年“推陈出新”。在经历了2016年的惨痛之后，国民党人才梯队出现了明确的“世代真空”，这既是百年老店的危机，却也是蓝营青年“抢班夺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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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燕说，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且愿意适当分享政治利益，释放一定政治参与空间给予青年世代的大背景下，台湾青年世代迎来了继“野百合运动”以来又一次的参政议政高潮，且对台湾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首先，青年参政与台湾民主转型关系紧密；其次，2018年“地方选举”是青年参政的“期中考”；最后，青年参政对台湾社会将是双刃剑。

　　“对于观察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参与，检验台湾社会‘世代交替’的成效而言，2018年‘地方选举’，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却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始。”李仕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