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深教授，1964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1982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我院台湾研究院院长，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多接触过他的师生和宾客说,总感觉他有旺盛充沛的精力、挥洒不尽的热情。作为学生，我从往返邮件中可以判断他清晨6点多就开始工作了，白天一拨一拨地会见客人、找师生谈心、处理公务，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
　　2001年底，刘国深教授接任太平洋在线会员注册的台湾研究所所长，2004年，研究所改制为研究院，刘国深教授出任首任院长。在跌宕起伏的两岸关系演变过程中，我院台湾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常来校视察，关心支持研究院的最新学术研究进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际知名人士频繁到访，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台湾研究院成为国际知名的台湾研究思想库、人才库和信息库。每当有人将台湾研究院这几年来的成就与他个人的工作成绩联系起来进行评价时，他总是很认真地回答说“台湾研究院所取得的成绩，与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也是台湾研究院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自己仅仅是躬逢其盛罢了。”
　　复旦十年，励志求学
　　1982年初秋，18岁的刘国深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始了前后10年的复旦求学之旅。从封闭的闽西小城龙岩，到国际性大都会上海，他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差距。以家乡高考第一名的身份来到复旦大学，一切归零！他说：“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班同学相比，自己的成绩完全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即使是那些成绩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同学，人家的知识面、人家的能力，拿出来一比，你就知道什么叫‘不知天高地厚’了。知己而后勇，有了参照系，也就有了学习的目标和动力。回顾复旦求学生涯，还真的要感谢那些老师和同学们。”
　　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期间，刘国深大量涉猎中外政治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为自己今后从事中国政治、国际政治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与知识基础。1989年7月，在厦大台湾研究所所长、知名台湾研究学者陈孔立教授的召唤下，刘国深教授回到家乡福建，来到台湾研究所，投身台湾研究，这一项他自称为“良心的事业”。
　　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在刘国深教授进入台湾研究领域之初，他以当时研究所的前辈们为师，主动要求听研究所开的各门课程，从各位教师的就爱你顾客中吸取新的知识和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这在我院台湾研究所的同仁中，他被公认是所里年轻一代最刻苦的研究人员之一。20年来辛勤耕作，他先后公开发表《李登辉时代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试论百年来“台湾认同”的异化问题》、《战后台籍资本精英阶层之结构功能演变》、《台湾政治文化“脱中国化”现象刍议》、《民进党的世俗化趋向及其困境》、《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两岸关系不稳态与制度创新》、《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论“台独运动”的阶段性及其转化》、《试论两岸关系的张力与极限》、《两岸互动中的美国因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课题浅析》等百余篇学术论文。除此，还独立撰写或参与编写了《台湾政治概论》、《当代台湾政治分析》、《民进党意识形态》等九部著作。
　　台湾研究是一项学术性和现实性兼俱的工作。刘国深教授在学术研究之余，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工作，撰写了200多篇研究报告，并实际参与中央、省市涉台工作决策咨询工作，他的很多独到的见解受到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不少台湾知名人士认为，刘国深教授对台湾政局的分析判断相当客观。1996年以来，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多次对台湾的各类选举做出事前的判断和预测，实际开票结果出来后，台湾媒体惊呼 “精准”、“神准”。
　　致力于两岸和平发展问题的研究
　　当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台湾研究这一高度敏感性和政治性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志向时，他说：“我是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政治学专业科班出身的研究生，研究台湾问题是因为它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关心台湾问题是因为它与家乡福建的命运息息相关。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导师朱元寅教授推荐我来，我也觉得这项工作很适合我，因此就来了。”而当初复旦毕业的他，从事更热门的研究自然不在话下，但是他带着一颗投身两岸统一大业的责任心，义无反顾的加入了台湾研究的团队。时过境迁，两岸关系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岸关系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刘教授说：“今后几年，中国大陆经济将继续迅速发展，每年GDP的增长部分就相当于台湾当年GDP总量，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将越来越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两岸关系出现可喜的变化，中央对台政策之所以显得更加有信心、更加务实，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综合实力在迅速发展，我们对台湾问题的洞察力不断加深。和平发展既是整个世界的潮流所向，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现在两岸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正在走上和平发展的轨道，‘和平’已经真正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按照这样的趋势，祖国的最终完全统一也必将成为一项水到渠成的事情。”
　　严谨治学与独特的研究视野
　　他指出，台湾研究是一门科学，切勿用简单的方式思考处理台湾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仅从报纸和电视的报道来研究台湾问题”，“台湾的新闻真实未必是政治真实，政治真实未必是社会真实，社会真实未必是人心的真实，而今天人心的真实未必是明天的真实。” 所以我们要用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台湾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研究，刘国深教授站在中华民族高度，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独特的研究视野。他谈到，“涉台研究需要站在民族的高度，要从人民的需求，包括台湾人民的需求角度出发，甚至要从民进党支持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结合自己从事台湾研究20多年的经历，指出“要学会用台湾人的眼睛看问题，用台湾人的心情去感受，然后回到两岸中国人共同的立场去思考。”除此，刘教授提出的两岸关系“球体理论”更是独到精辟。他认为，“如果将国家要素结构视为一个‘球体’，那么，每个‘国家球体’的内在主体部分是由领土与人民两个部分组成，建立在领土与人民之上的政权机构则是‘国家球体’的‘球面’，此一‘球面’的对内约束功能为对内主权，对外交往功能为对外主权。据此，目前的‘中国国家球体’是由祖国大陆与台湾两部分构成，‘球体’的球面是由祖国大陆政权(以下简称甲方)与台湾政权(以下简称乙方)这两块大小不同的‘球面’构成，两部分球面各自都由一定的内部主体支撑，同时也在国内外分别行使既相互区隔又相互依存的对内对外功能。两者间的功能区隔只是内战状态下的暂时现象，并没有法理稳定性的保障，随时都可能因竞争出现变化。这种暂时性区隔的持续是以‘国家球体’的内在主体部分完整性不受损害为底线。”
　　通过工作实践，宣传国家的对台政策
　　刘国深教授平易近人，很有人缘，从政界精英到乡间大老，他的朋友遍及台湾东西南北。他交友广泛，不仅与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台湾政界重要人士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民进党、台联党等“绿营”人士也有交情。他认为“民进党不是铁板一块，对民进党人不能一概视为‘台独分子’，我们需要客观对待他们。即使是主张‘台独’的人士，我们也要与他们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更有利于寄希望台湾人民政策的落实”。刘国深教授通过与谢长廷、许信良、邱义仁、苏进强等一大批“泛绿”的交流，了解了不少民进党
人鲜为人知的心声，更是通过与这些民进党人的讨论，加深了相互了解，为更好地参与对台政策决策咨询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更加准确地宣传中央政府对台政策，刘国深教授经常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向听众说明和平解决祖国统一大业为什么是最理想的方式，中央为何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他认为，“很多人认为台海必有一战，我对这样的提法有不同意见，我希望和平解决，不仅因为我是个文人，我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更是从研究心得出发，认定台湾问题有可能和平解决，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2001年，担任我院台湾研究院（原研究所）领导工作后，刘国深教授心系学院建设的同时，对于以自己实际行动为和平统一而献计献策，也从未松懈过。“台湾研究院要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气派。”同时他也勉励全院师生立足自身工作和学习，在自身全面发展的同时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两岸的和平发展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仅是个好老师，也是一个好领导
　　刘教授在学生、同事面前从来不以领导自居，时时与师生打成一片。台湾研究院每年新生报到不足3个月，他就能把每个同学的名字记住。同时，在每年的学院开学典礼时，他总用心良苦地教导学生：“作为台湾研究院的学生，我们应该首先学会做人，再努力把学问做好。既要有爱国爱校之心，又要有国际视野”。他认为，不管你是老师、研究人员抑或是领导，摆在第一位的应是责任心，这是前提与基础，没有责任感的人绝对不是一位好老师，更不是一位好领导。爱和恨都是相对的，如果你以爱去对待别人，别人也同样会爱你，爱是宽容，是理解，是相互支持。当领导要有公心，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当领导就要付出当领导人物的代价，做出种种必要的牺牲。他非常关心每一位老师和同学的健康，台湾研究院门前的简易排球场上，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他说，我是来凑数的，也是逼着大家煅炼身体，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搞好教学或研究工作，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研究院也才会有活力。

来源：太平洋在线会员注册校友总会